寻找经济全球化新引擎 金融与发展论坛举行

论坛现场

本网讯：在“一带一路”战略设想指引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合作开发模式已初现端倪，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观正在彰显。为配合“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及今年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加速重塑国际经济新版图的进程，2月26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主办了主题为“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的“金融与发展论坛（2017年第1期）”。内蒙古新金融研究院院长张学跚受邀出席了本次论坛。该论坛由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协办，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论坛现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发表致辞。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理事长李扬，发布了题为“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的总报告，并发表了主题演讲。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上海市政府参事左学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蚂蚁金服集团国际事业部总裁赵颖参与了圆桌论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殷剑峰

致辞

殷剑峰：“一带一路”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谈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是中央批准的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是唯一的一个金融智库，自成立以来，在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理财产品、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已经完成了几十项的课题，相关的成果得到中央有关领导部委的高度重视。金融与发展论坛第一次举办的地点就选择在上海，因为上海是我们国家的金融中心，而且正在变成世界的金融中心，意义非常重大。

“一带一路”这个话题由习主席在2013年提出，目前已经逐渐显现出它的成果。去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有了非常明显的进展。去年，我们贸易额中四分之一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并且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的增速都在两位数。同时，我们与传统的贸易伙伴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增速仅仅是个位数，大概只有2%、3%左右。那么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实际上是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2017年发达经济体除了美国之外，主要的经济体，日本、欧元区的国家经济增速全面下调，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速全面上调。其原因在于，他们除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还有人口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共有50亿人口，这50亿人口65岁老年人口只有2%、3%，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多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一个庞大并且年轻的人口，所以在这些国家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我们看到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像日本、欧元区那样的通胀紧缩。

殷剑峰表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合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领域。“一带一路”的提出，也是二战以后，首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全球化的方略，事实上，它不仅涉及到经济方面，也对全球经济政治的治理架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陆家嘴研究基地理事长 李扬

主题演讲

李扬：“一带一路”体现中国智慧

李扬认为“一带一路”最能够体现中国智慧，这个智慧堪比“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1月17日，习主席在世界经济年会上提出了关于全球化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对于全球化的作用和意义，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反响。习主席的讲话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的声音：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中流砥柱；第二，中国推进全球化，手中掌握的利器就是“一带一路”，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全球战略，而且也会反过来规划、影响国内发展的一个战略，是一个国内外融合的战略。

李扬介绍称，经济全球化大致可划分为五大阶段：作为全球化前史的“白银资本”时期；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百年和平”时期；二战后，以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半球化”时期；世界各国都参与其中的“大稳定”时期，以及以大危机为标志的“去全球化”时期。

在“白银资本”时期(1400-1800年)，这一阶段的全球分工主要是农业内部的分工，而且以“互通有无”为基本格局。这个阶段分工和贸易的特点是：其一，国际贸易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产品生产远没有形成如今我们熟知的产业链，各国的收入水平和技术差距并不大，国际分工大致以水平分工为主，垂直分工的情况很少；其二，信用货币并不流行，贵金属是清偿贸易逆差的最终手段。因此, 那时并不存在如今让人谈虎色变的“全球经济失衡”，因为各国间的贸易差额规模既小，更难持续较长时间。

“百年和平”时期(1815-1939年)肇始于十九世纪初期，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那个被马克吐温用“镀金时代”定格下来的工业资本凯歌行进的时期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资本跟随着廉价商品，开始在世界各地落户。那时，资本的主要输入国是比较富裕、资源丰富、与输出国的“亲源”较近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等“新兴的大陆”。一战之后，资本输入国主要集中于欧洲，其中德国占据主导地位。促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动因也部分地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追求高回报和超额利润，转而主要寻求安全的避难地(资本外逃)。1929年华尔街股市的崩溃以及不久后发生的第二世界大战，中止了本轮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半球化”与“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1945-1991年) 的开端令人振奋和充满希望。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该会议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改为“世界银行”)。同年8月，联合国成立。

但是，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揭开了“冷战”序幕。直到1990年代初，“冷战”成为全球发展的主线。此一时期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世界被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应形成两大经济集团。这两大阵营之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语)。显然，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误入了歧途，充其量也只能称其为“半球化”。

“大稳定”时期(1991-2008年) 则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以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战略、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并一面倒地发展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这次全球化浪潮至2008年危机时基本结束。

这一阶段，其实已经显示出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主导的特征。根据IMF统计，在1992年之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大致分别为70%和30%。这种格局自1992年开始变化，到了2013年后者首超前者。201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其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已超过60%。

这一阶段，全球劳动力供给骤增，劳动成本长期降低；全球产业链重组国际分工模式经历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演变，相应地，国际贸易也由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最终演变为产品内贸易。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建立了全球生产体系；此外，储蓄/投资再平衡，早前发达经济体宏观平衡的主要特征是储蓄小于投资，从而引致通胀长期化，而广大新兴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体系之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储蓄开始大于投资。

金融危机以来，“去全球化”阶段就悄悄来开了序幕，只是2016年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则使之愈发突出。

李扬也以一系列数据佐证了这一事实。1960-2015年，按实际值计量，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达到6.6%，同期全球GDP平均增长率为3.5%。这样一种相对增长，是全球化顺畅发展的表征；然而，2008-2015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按实际值计量仅为3.4%，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2.4%。不仅贸易增速放缓，而且贸易增速与产值增速之间的差距也急剧缩小。

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降至3%以下，勉强与GDP增长同步。“这表明，各国经济开始‘失联’，去全球化趋势显露。”李扬称，2013-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甚至低于全球GDP增长的平均水平，说明去全球化已经蔚成趋势。

李扬表示，发达经济体是这轮去全球化的主力。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使得参与各国都获得好处的进程，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分润了更多的好处——其“使用的能源水平远高于全球平均，生态环境优于别国，处在全球整个资本、商品及服务流的高端，成为全球教育体系的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如今世界500强的公司，多数仍是西方国家的公司。”李扬称。

然而，正是这些享受着全球化最大好处的国家，如今正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中推波助澜。李扬认为，原因也是多重的，“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结果。他们是金融风暴的中心，举凡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财政结构以及金融结构等均存在严重的缺陷，长期不得调整。”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

其次，李扬也提及，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礼崩乐坏”是发达经济体走向全球化对立面的又一原因。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下，国际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中都建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共同构成了完备的全球化治理机制，但危机佐证了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既不能有效应对传统挑战，更无法适时应变日趋复杂的非传统挑战。近年来，多边机制空前崛起。

有危机就有转机。主宰世界200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已经不能符合变化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时代在呼唤新模式，而“一带一路”战略横空出世，就是在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战略推出三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 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

李扬表示：“传统全球化是规则先行，强令发展中国家接受和执行，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中心/外围框架，这一框架有利于发达经济体高高在上，占据分工价值链的有利位置。而中国要推进的全球化是要让大家都获益的，‘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过程中并不是非常完善，但各国都热切接受，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全球化，‘一带一路’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践行了中国的经验，即基础设施先行，‘要致富先修路’。”

在沿线国家中，资金短缺是共同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因此发展资金融通构成“一带一路”的内容之一。在这一战略中，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建设，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等，均已取得显著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我们将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圆桌论坛现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上海市政府参事 左学金

圆桌论坛

左学金：“一带一路”推动被冷落领域参与全球化

在“一带一路”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被冷落的区域，比如亚洲或中欧东欧的一些区域。我们“一带一路”推动这些被冷落的领域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意义重大。目前，我们的贸易主要还是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关系今后会怎么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我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欧亚大陆的全球化进程会加快，对这一点是乐观的态度。但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已经面临一些现实问题，而且发展速度也在放慢，未来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虑如何处理与这些地区的关系。

过去全球化的垂直分工，很大部分是由跨国公司来做。现在中国对外有垂直分工，也有像蚂蚁金服这样的跨国公司。因为是垂直分工，如何避免原来所谓的“中心外围”的格局？能否摆脱这样一个格局？值得深思。特别是有些报道对中国企业提了一些问题，比如管理层问题，中资企业用的管理层本地化水平较低，大量管理层人员都是中国自己派过去的；对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的标准相对也不够高。如何改善和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除了经济以外，还有宗教、文化、地缘政治等因素会对“一带一路”的合作产生影响，如何作出一个好的、典型的案例十分重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

连平：未来五到十年是发展“一带一路”的历史契机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和规律，总体上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规律，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现在没人会怀疑人类社会不发展了，倒退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全球化也是这样一种规律，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不同的因素，或者说是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积累的一些负面因素，发展速度会放慢，但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倒退。

2013年“‘一带一路’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作为战略被提出。这个提法非常好，在这之后到现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得到了很好地推进。它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极具扩张和几何级数的拓展，是比较平稳的在向前推进。这说明“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战略，在整个推进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提出整个战略的这种眼光，经过短短的四年时间已经证明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现在欧美去全球化呼声趋势是比较明显的。短期内，在欧美整个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去全球化或者说努力想办法把肥水放在自己的境内而不让别人得到好处的想法，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最终它也是难以获得真正的好处的。就像美国的制造业只靠美国自己，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消费者唾弃一整套的政策和思路，结果必将是撞了南墙又再回来。

未来五到十年，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是新的引擎发挥功能最好的时机。我们有很强大的实力，资本实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以及我们的货币国际化等。中东、中亚、北非这一带地区，还有东南亚，对中国来说是具有非常好的条件的。但也注意到，由于国家之间体制不同，宗教不同，政权更迭，风险也比较大。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结合资本实力与实体经济能力，同时结合当地的特点，走出我们一条路子来？未来五到十年是全球化进入低潮的时期，但不等于说“一带一路”的战略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这正好是我们能够拓展空间的大好时机，是一种历史性的契机，关键是我们自己如何把这个路走好。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邵宇：目前是全球化3.0到4.0之间的停滞状态

在大航海时代，中国引领了“一带一路”，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一带一路”在当时很有感召力，而且中国获益良多。为什么后来停了呢？简单来说，是我们开始封闭了。“一带一路”究竟是一个新的全球化逻辑，还是一个前全球化逻辑？我认为“一带一路”只是复兴了中国在前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而已，它更多的是亚洲区域，所以我们的目标不要定得太高，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美式全球化里面，有两个梯度结构，第一个梯度结构是中美。欧洲也有一个梯度结构，德国在欧洲相当于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失衡的发展，但失衡带来超常发展。川普就任总统时发言说保护主义使美国更加强大，我们的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欢迎大家来搭中国的便车。他们的角色是不是应该对调一下？去年发生的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一些事件，说是黑天鹅，那么可以认为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但如果看到的是整个欧洲的右翼在崛起，那就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出了问题。现在是全球化3.0到4.0之间的停滞状态，上一次停滞是1914年到1945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出台了一个法案，让全球对美国的进口增加35%的关税，然后全球贸易就没有了。美国经济在那之后收缩了30%，我担心我们正位于这个窗口。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殷剑峰

殷剑峰：“一带一路”引领全球化的三个必要条件

殷剑峰表示，“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在于“一带一路”50亿庞大年轻的人口。庞大的年轻人口，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力，一方面意味着市场，但要变成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也是中国引领“一带一路”开辟新的全球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提供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个公共品，第一个公共品是资本，庞大年轻的人口只有和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加入到生产函数，形成生产力。第二个公共品是市场，必须要有出口市场。第三个是有了财富后需要有安全的储备资产。这三个条件，正是1991年2008年全球大缓和时代，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三个条件。

这三个公共品，从目前来看，中国提供不了。首先资本，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直接投资，但效果还不是令人非常满意。资本长期投资的可持续性必须要有支撑。其次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这个市场我们能提供，但现在来看，还非常令人不满意，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52%，我们的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多，这么一个消费的比例，怎么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这种格局不变的话，我们不可能给“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需要的市场。第三个，储备资产，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必须是开放的，但这两个条件现在都不具备，所以“一带一路”要想成功，核心问题还是在自身要做好内功。

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总裁 赵颖

赵颖：企业国际化贵在尊重

赵颖讲到，蚂蚁金服是通过技术驱动，数字驱动，把一个看似高大上的金融服务，输送给普通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我们的技术能力，可以使得这种传统的金融服务，能够低成本、低门槛，但又是高安全的，输送给普通的消费者。蚂蚁金服一直倡导普惠金融，目标客群就是那些没有得到有效金融服务的人群。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的信用记录的，而且平均年龄仅20多岁，既复杂也充满了机会和活力。

赵颖表示，在一个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时候，首先是心态，更多的要考虑全球化如何融入在无形当中，怎么样尊重各个国家。大家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尊重”这个词需要被深度的理解。

本次论坛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

责任编辑/赵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