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精细化管理推动普惠金融市场化可持续发展 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2013年，“发展普惠金融”首次被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普惠金融由此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出台，从普惠金融服务机构、产品创新、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教育宣传等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措施和保障手段。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五年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十年来，随着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落地，我国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三农”等薄弱领域金融可得性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其中，普惠小微贷款呈现“量增、价降、面扩”态势。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69.2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4.8万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增量。

　　回望过去十年，我国普惠金融事业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就？各地形成了哪些可推广可复制的发展模式？普惠金融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展望下一个十年，如何继续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贝多广。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整体评价一下十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渡过了哪些关键节点？

　　贝多广：2015年《规划》出台后，我国普惠金融进入全面推开落地阶段。从十年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其中三方面成绩比较突出。

　　一是中小微弱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近年来，普惠金融在整个银行业全面推进，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逐步完善层次分明、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的行业发展格局，推动构建整体协同、分工明晰的普惠金融服务网络。以大中型银行为例，目前普遍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或者专营机构，采取单列信贷计划、内部资源倾斜、差异化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措施，完善普惠金融内部经营机制。同时，政府也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包括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完善差异化监管政策等，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从我的观察来看，当前中小微弱群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效显著。我们不是只停留在国际上流行的传统线下普惠金融模式，比如尤努斯模式，在发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大量涌现。传统银行通过推动普惠金融业务数字化，撬动了整个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此，老百姓有着切身体会，过去大多数银行业务必须要到柜台去办，现在基本可以实现足不出户。

　　三是普惠金融理念深入人心。目前我国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家家有账户。全国银行机构网点覆盖97.9%的乡镇，全国乡镇基本实现保险服务全覆盖，大病保险已覆盖12.2亿城乡居民，农业保险覆盖农林牧渔各领域。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县到乡村，普惠金融理念真正触达了“最后一公里”，特别是基层对于普惠金融的认识不断深化。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任何理念从纸面到落地，都需要调动基层更广泛地参与。

　　十年来，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关键节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规划》作为纲领性文件发布，推动全行业广泛参与到普惠金融工作中。二是以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为代表的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三是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发展成效显著，各地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各具特色的新面貌。

　　《金融时报》记者：十年来，各地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后续如何因地制宜推动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

　　贝多广：各地金融资源禀赋不同，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当然也不是千篇一律。在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支持下，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已经扩围至七省十地，各改革试验区因地制宜、先行先试，探索多元化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改革路径，积累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比如，浙江丽水立足区域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围绕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破题，涌现了农村产权融资、农村金融服务站、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等一系列创新实践。浙江衢州、湖州将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各方认可的“湖州经验”和“衢州模式”。

　　不过，普惠金融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是现阶段的一个客观现实。普惠金融发展缓慢地区需要立足当地实际、扬长补短，抓住发展机遇，敢于改革创新，拓宽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

　　在此过程中，各地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地方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撬动市场资源精准配置到普惠金融领域。举例来说，发展普惠金融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防范这两个问题，地方政府可以从建立数字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设立风险共担机制，以及通过政策和资金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力度。

　　此外，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政府和金融机构要锚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个关键点，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从更高质量的角度进行精细化管理，推动普惠金融市场化、可持续发展。这也带给我们一个更深刻的启示，就是发展普惠金融要一步一步做，要符合经济规律地去做。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依托数字化技术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发力方向。您如何看待数字化为普惠金融发展注入的新动能？

　　贝多广：最初，金融科技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部分覆盖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较少的长尾人群。较为敏感的大型银行马上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重要作用，随即通过数字化模式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大型银行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继而促进了中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但中小银行实力有限，转型面临更大挑战。为此，部分中小机构通过创新改革做好线下金融服务，弥补了线上数字化转型的困难，渐渐形成了线上线下结合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站模式。总体而言，从金融科技公司发起，数字化服务方式迅速被推广到整个银行业，覆盖了上亿客户，形成了庞大的业务网络，同时“线上+线下”综合性金融服务站逐渐形成，显著提升了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改善了用户体验。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数字化转型存在一定挑战，但中小银行机构仍然有其生存空间，金融服务仍然具有面对面的线下需求。因此，既要看到数字普惠金融这一长远发展方向，又要认识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仍然具有生命力，要找到线上和线下服务两者之间的平衡。

　　另外，数字化技术对于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防风险也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理念和管理流程的数字化尤为关键，更科学更规范的流程带来了金融服务效率提升与成本下降，风险防范能力也大幅提高。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您看来，普惠金融发展具有哪些新特点，还面临哪些新任务和新挑战？

　　贝多广：经过十年发展，我国普惠金融服务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卓越成果，也为开展下一阶段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期印发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部署了多项具体措施。可以预想，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银行信贷全面覆盖中小微弱群体的基础之上，伴随有关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共同发力，未来五年，我国高质量的普惠金融体系基本建成，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实现新提升，金融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将得到新改善，普惠金融发展将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其中，构建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是普惠金融事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各类金融机构要扬长避短、共生共荣，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有机生态。其中，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发挥资源、技术优势，进一步向无贷户、前期信贷投放薄弱地区倾斜资源，支持农业产业链各类经营主体。地方法人银行要专注主业、专注服务当地、专注支农支小，将发展普惠金融与改革化险、强化公司治理等有机融合。“大行下沉”是好事，但建立农村金融服务的“毛细血管”成本较高，大型银行可以将低成本资金“批发”给农村中小银行，形成开放合作的有机生态。

　　促进金融健康是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总体来看，普惠金融解决了农民等长尾群体金融服务“可得性”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提出了“金融健康”的概念。金融健康应该是普惠金融发展、金融能力建设及金融消费者保护所期待达到的直接结果，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中间目标和政策评估工具。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不仅仅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培育金融能力、提升抗风险韧性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下阶段，建议在以实现金融健康为目标的前提下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